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着力办好交通领域20件民生实事******
2022年，按照甘肃省委省政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部署要求，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坚持以“交通之为”回应“民生之呼”，在提前超额完成“新建１万公里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生实事的同时，抓关键、解难题、盯进度，办成了20件群众最关心、最急迫的交通民生实事，让发展实绩更有温度，让惠民答卷更有厚度，让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
加快构建普惠公平的农村公路网，让农民群众的幸福感更强
农村公路通达更深。连续2年将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列为交通运输头号民生实事，在完成1万公里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目标的基础上，启动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累计建成1.1万公里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实现5464个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同时，吸纳6800余人参与自然村（组）路建设和养护，发放劳务报酬近1.3亿元，使群众成为农村公路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
农村公路安全系数更高。投资3.3亿元，完成153座农村公路危旧桥梁改造；投资4.89亿元，实施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645公里，农村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力保障了农民群众出行安全。
农村物流运输更畅。推进构建“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运输发展新模式，进一步完善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成清水县、陇西县、榆中县3个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开通75条客货邮线路，完成675个示范点建设布局，打通“工业品下乡入户、农产品进城上网”最后一米。
全力打造便捷高效通行路网，让群众出行的舒心感更浓
高速公路“开口子”提速县域交通。围绕打造千亿级路衍经济产业集群，先后开工建设20个高速公路“开口子”拓展工程项目，将辐射9个市州17个县区，惠及人口约597万。会宁红色驿站的建成启用，将高速服务区与G312、G247等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共建共享，促进会宁红色文化与公路服务区深度融合，打造宣传会宁红色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的前沿“会客厅”。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金城南“开口子”工程的建成启用，打造了一条兰州市七里河区与各县区的联络通道，有效分流G75兰州南出口“峰腰”段的交通量，缓解小西湖、五星坪、晏家坪等片区城市道路的压力，城市路网运行通行效率快速提升。
“治堵提速”工程助力高速畅行无阻。在全省49个收费所、205个收费站、487条车道实现ETC出口特情处置系统全覆盖，通过“用户自助+远程协助”的模式，最快可在15秒内在线处置ETC卡余额不足、计费异常、感应失败等6类21种非正常交易的特殊情况，高速公路的通行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适老化”服务老年人乐享出行。推动城市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地铁车站轮椅渡板全配备，开通敬老爱老城市公交线路71条，新增及更新低地板及低入口公交车62辆，并配备经验丰富的司乘人员帮助老年人乘车。同时，兰州、天水两市“95128”电召服务全面开通，老人们出行打车更方便、更无忧。
持续优化交通政务服务质效，让交通企业的满意感更高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道路旅客运输、普通货物运输及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及诚信考核等政务服务及货运车辆“三检合一”等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年内办结“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事项 8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7%。
跨省大件运输许可“掌上通办”。升级改造甘肃省大件运输许可系统，开发甘肃省大件运输许可系统移动端页面，实现大件运输企业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限制，随时随地申报省内大件运输申请，随时随地查询，达到“指尖触达、掌上通办”的效果。
电子证照应用服务范围持续扩大。对全省涉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证和经营许可证3类9项全类型证照全面实行电子证照，实现多渠道“亮证”和全国互认，累计发放电子证照52万余张，群众办证“一次都不用跑”。
船舶检验“一站式”服务。全面实行船舶检验线上申请，主动对接证书即将到期的船舶所有人，按照与申请人约定的时间安排验船师上门检验，对申报、受理、检验、发证、邮寄“一站式”全过程全免费，实现船舶所有人“不来即享”。目前，全省完成船舶检验“一站式”服务业务503艘。
用心解决一线急难愁盼，让交通从业者的获得感更足
货车司机在甘肃安心停车。聚焦货车司机在长距离奔波中吃饭、休息、洗衣、淋浴等急难愁盼，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持续改善货车司机停宿环境，建成改造26个“司机之家”，新增551个货车停车位，将“车货无忧”公众责任保险的服务范围扩大至全省87对服务区（停车区）、242个收费站，打造跨越千里的“温馨港湾”，让广大货车司机在省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停放心车、睡安稳觉。
网约车司机收入提成公开透明。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对19家网约车平台企业完成了计价规则公开、公布抽成比例上限工作，实现了抽成比例、乘客支付金额、驾驶员劳动报酬显示等功能，营造良好从业就业环境，促进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将根治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欠薪作为交通行业的重中之重，加强源头监管，严格建设程序，强化督导检查，规范了甘肃省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用工管理，年内共核查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14起，清欠金额280余万元。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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